八九学潮到了绝食阶段的时候，社会各界都在呼吁，一是要求李鹏政府立即和学生对话，结束绝食，二是要求学生们放弃这种自残行为，选择更加合理的表达方式来诉求民主。但是大家都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进程。
随即李鹏本人和学生代表对话也好，袁木以国务院发言人的身份表态也好，都是一副假惺惺的嘴脸，什么政府理解学生的爱国热情啦，什么政府绝不秋后算账啦，政府不会对参与六四的学生搞政治迫害啦。
我不知道，什么算是政治迫害？扣发毕业证书算不算是一种政治迫害？
我的学校，是江苏商业管理干部学院（现在改名为：江苏经贸学院），坐落在南京市光华门外石门坎，是个省属专科院校。八九时期，我当时是学校87级商经系两年制干部专修科的学生，在89年夏天毕业。因为适逢八九学运，我有幸参加了这次运动，并成为了南京高校学运的领导人之一。（有关我参与南京高自联和发起北上民主长征的纪实，我在以后的文章里专述）那个时候，六四刚刚过去几天，学校还处于毕业考试和论文答辩阶段。突然有一天早上，广播和电视里面开始滚动播放南京市公安局的通缉令，当听到我自己的名字的时候，我有点回不过神来，在那琢磨着呢，不是说秋后不算账的吗？到学校保卫处的人出现在我面前，说马上送我去公安局的时候，我有点反应过来了，哦，秋后不算账，不代表夏天不算账。根本就不需要等什么秋后啦。保卫处的人，当然是不能放弃立功的好机会的，他们耍着小聪明和我说，我们先送你去雨花分局，这样可以算你自首，如果去市局，肯定不能算自首。我当时什么话也没有说，就上了他们的车。他们怕我跑，把我夹在座位中间。我从来就没有打算跑过，很多人事后问过我，为什么不跑？呵呵，跑，能往哪里跑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兵莫非王臣，在中国，你跑得了吗？既然上了街，挑了头，当了闹事的领导，至少要有点担当吧。回头看看那些侥幸跑到美国二十多年的柴玲等民运领袖们，他们算是跑成功了，但是又给我们中国人，跑出了什么民主梦想呢？
学校保卫处的车子送我去了雨花分局，雨花分局再派人和他们一起把我转送丰富路市公安局，问询后，就是画押登记。然后是等待，一直呆到晚上，市局帮我办理了取保候审的手续，让学校又把我接回去了。我有点莫名其妙，但又有几分庆幸，真的算我自首啦？其实国安已经接手，他们放长线钓大鱼，那是后话，这里不表。
七月要放暑假了，考试答辩全部结束，同学们纷纷领取了毕业证书，唯独没有我的。我到了教务处，当时的老师的名字我记得叫龚诺，他告诉我省里面要求将我的学历证书送至省教委，然后学校接到通知，我的毕业证书扣下待发。我要求学校给我出具书面证明，龚老师请示了学校王院长后，给了我一纸证明（见下面附件）我不知道这个扣发毕业文凭，算不算省教委秋后算账？算不算政治迫害？反正在南京，高自联的所有学生领导人，就我一个人享受了省教委给我的特殊待遇，文凭扣下待发。而且这个待发，到目前为止已经待发了23年。
在中国，文凭有多大的用处？这就要看，你拿着文凭去做什么了。如果是就业，深造，职称评定，职级提升，都需要以文凭来证明你受教育的程度的。我们看到时下有很多名人或者官员爆出了学历造假的丑闻，不正是说明了文凭起着对一个人的上升通道的衡量作用吗？所以社会上才有某个名人或者官员，自身没有能力取得合法学历的时候，不惜造假也要搞到学历，最好是名牌大学或者是国外的学历。这样就可以去瞒天过海，混个出人头地。八十年代，更是一个唯文凭论的年代。至于你有了文凭，哪怕是造假的文凭，只要你能蒙混过关，是否有能力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因为在中国社会，一切都要靠资源，靠关系来考量。有一副对子说的明明白白：“说你行，你就行，不行也行，说不行，就不行，行也不行”。横批是：“不服不行”。
1997年7月，我结束了2500个日日夜夜的牢狱生活，回归了自由。当时面对已经养育了我三十多年的父母，心中充满愧疚，我想人总要自食其力吧，先要安身立命，再去谈什么民主理想。
于是就有了我人生的第一次，也是唯一一次的应聘。拿着我自己写的简历，走进人才市场。那些政府机构、国有企业、银行、气、煤、水、电，这类的企业，我想都没想。直奔民营企业，看到了一家现在比国美黄光裕还风光，当时正极度扩张的南京本土家电企业：“苏×电器”在招聘，我因为了解此企业老板年轻时，也曾经受到过政府的处理。所以应聘这家企业，至少老板不会歧视，觉得自己可以试一下，就投了我的简历。没想到，丫要求比参军入党政审还要严格。我解释了我的学历证书原件因为参加八九学运，被省教委没收了，但这并不代表我不具备大专文化程度，我还出示了学校给我的证明原件给他们看。美丽的人事经理脸上，一脸严肃：你参加过动乱，政治上就不合格，我们是要申请上市的企业，政治上不过关，我们怎么能用呢？我当时看着她脂粉妆艳而僵硬的脸，冷冷的回了她一句：那么你去问问你们张总吧，他的政治上如果也不合格，是不是你们就不用申请上市了？
自九十年代后，买个假文凭非常简单。我完全可以像唐骏一样去买个西太平洋大学的野鸡文凭，既可以在美丽的人事主管面前，去充充海龟，又可以隐去当年敏感的六四事件。说不准在体制内外，混个一官半职也不一定，至于被媒体曝光了去调查，你看到有几个造假文凭调查后丢了官的。再说，本来就是骗来的官，丢了又有什么心疼。
但，我不可能自己去欺骗自己。一直以来我就是这个信念：做共产党的牢，不丢人！
从此以后，我再也没有到任何地方去应聘，自我谋生，自己领导自己。在我自己的企业里面，我只看求职人的能力，他们的文凭我不在意，因为我一律把它理解为，地摊上是可以买来的。
我当时学校的党委书记兼院长王志强，是一位49前就参加中共的南京地下党员，也是年轻时敢吐真言的知识分子，五七年被定为右派，经历了文革后，直到1978年，胡耀邦拨乱反正，恢复了很多干部的名誉后，他才复职的。我一向很尊敬他。六四期间，他顶着压力，从没有为难过我，相反为我的事情，他遭到过上级的苛责。多年后他再次和我见面时，已经是八十多岁的高龄了，他还记得我文凭被扣押的这件事，曾要求我和他一起到学校去，他可以找现任校长说明情况，让学校出面到省教委（后来改为省教育厅），去要回我的“扣下待发”的毕业证书，只是我觉得没有任何必要了。我当时回答老院长：我有了判决书还需要学历证书吗？
我一直都是这么一个感受，省教委对我的学历证书的扣发，政治上是多么的英明。因为我没有学历证书了，我就只能去拿判决书了，至少我知道，坐牢是不需要文凭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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