父亲离开我，已经十年了，十年来，我始终觉得，他一直在的，一直在深情的看着我…..
我的眼前，随时会闪烁着他的目光，犹如他在看守所首次探望我，手抚着我的头，慈祥看着我的那个目光……
父亲对我是基于厚望的，我高中刚毕业，没能考入大学，他坚决的拒绝了母亲要求我再次复考的想法，把我送到了部队，四年海军航空兵的生涯，给了我人生的第一次历练，这应该算是我人生的第一次大学吧。
我在部队没能如父母所愿，去入党提拔，我讨厌阿谀奉承那一套。退役待分配的阶段，父亲为了帮我安排一个好的单位，总是拎着当时算时尚的牡丹香烟和洋河大曲，去托他的老战友，每当坐在饭桌上，看到父亲陪着笑脸和他们说我的时候，我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。在父亲的努力下，我分配至南京某汽车集团公司，进入了人事科担任人事干事，因为我不是党员，又没有学历，如果再不懂得怎么去投机专营，这种人人争抢的职位，我去了也面临着很快淘汰。父亲很着急，那个年代，即使是李小琳，都要去混个电大文凭的。所以父母又帮我联系了江苏教育学院的老师，日夜补课，使我终于考入了江苏商业干部管理学院，一个在南京名不见经传的大专学校。这应该是我人生的第二次大学。
临近毕业那一年，爆发了八九，青春热血的我，没有任何迟疑，投入到了这场运动中去，几个月的腥风血雨，一场中共建政以来最大的民主风暴，一个几代人梦寐以求的民主梦想，被邓小平，李鹏的坦克车和机关枪，无情的击碎了。
我被省教委下令扣发了毕业证书，我被南京公安局通缉，我被冠以反革命集团首犯，判处十年有期徒刑，这应该是我人生的第三次大学。
从我被逮捕到宣判，历经了二年多的时间，很清楚的记忆，在一个下午，随着哐当一声号门被打开，管教老王头喊了一声：吴建民接见。我终于等来了见到父母的那一天。
那是关押以来的首次接见，父亲，母亲，弟弟，妹妹，还有六四南高联的战友都来了，因为学东，银智，刘庆他们很多人曾经在这个看守所关押过，所以老王头拦着不准他们进来，只有二个他不认识的同学长鹏和王立随我父母一起混进来了。
长鹏和王立蹲下来，往我的袜子里面塞钱。叮嘱我要加强营养。
妈妈，弟弟，妹妹看着剃了光头的我，都忍不住哭了。
父亲没有说一句话，只是用他的手，抚在我的头上，我能感觉到，他得手在颤抖，我仰望着父亲，没有看到他的泪，但是我能看到他的心。
关押在龙潭监狱的那些岁月，父母每次都是要坐车到尧化门转车，花整整一天在路上的时间来看我。父亲是一个军医，是二野秦基伟部队的老战士，八十年代正师职离休干部，按照离休待遇，他是随时可以使用军车的。但是自我出事后，每周我父亲的政治学习会议，就是干休所这些经历过文革的老干部们，对我父亲冷嘲热讽的会议，说我父亲培养了一个反革命。父亲从不理会他们，也从不做一句违心的检讨。他内心很倔强，他不沾部队的光，他一次也没有向驾驶班要过军车来看我。
在每一个批准可以接见我的日子，父母总是风雨无阻的出现，有时候，探视的时间只有几分钟，他们往往把带来的水果和食物交给监狱管教，和我还没有说上几句话，就被阻止继续见面了。
有一次父亲来看我，他摸着我的脸，问我：
孩子，他们打你了吗？
我说没有，
爸爸是当医生的，你认为爸爸看不出来吗？
我说爸，这些都过去了，
孩子，告诉爸爸，疼吗？
我说爸，我挺过去了，
孩子，爸爸多么愿意替你，
我听到爸爸这个话，泪如泉涌……
刑满回来的那一年，我已经三十五岁了，父亲一个人在家门口的小巷等着我，见到我时，他上上下下的打量着我，轻声的问我：孩子，回来了吗？我说爸，我回来了。父亲拉着我的手，直起了他军人的胸膛：好，孩子，咱把腰杆挺直了，回家。
十年前，父亲走了，在他七十八岁的年龄走的，走的太早，
没有来得及看到我的一对双胞胎儿女，
没有来得及看到我六四蒙受苦难的昭雪，
没有来得及看到中共的垮台，
没有来得及看到他反革命儿子对中共再次发起的奋力冲击。
我会记住我的责任，我会在专制灭亡的那一天，来到父亲的灵前告慰他，儿子不负使命！
